美國的金融霸權是中國可如何建立秩序的範例，卻也是中國必須削弱的威脅。

二○○八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加上中國認為美國經濟模式的威信已衰落，促使中國以各種手段協同進行，逐步建立能影響全球經濟的各種結構性權力來源，同時削弱美國的金融權力。中國的相關努力橫跨三大領域。第一，中國企圖逐漸弱化美元的地位，同時推廣人民幣；第二，中國尋求建立能取代SWIFT銀行間支付系統的替代系統，以削弱西方的影響力，並讓中國控制人民幣支付；第三，中國試圖推動其他信評機構，以取代國際「三大」(big three)主權信用評等機構(均位於美國)。「三大」的評等不僅形塑資本市場，還能影響國家與企業的命運。有些人也許認為，中國這些作為是要追求絕對經濟利益，或出於利益集團的遊說力量，但本節的分析將說明，實情並非如此。對於中國在全球金融領域的積極作為，最佳解釋仍須從大戰略出發。要避開美國的結構性權力，就必須退出現有體系(這形同經濟自殺)，或另外建立一套平行的基礎設施─因此，中國選擇了後者。

去美元化、推廣人民幣

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開始呼籲國際貨幣體系應多元化，包括降低美元的作用，並推動其他選項，如國際貨幣基金(IMF)的特別提款權(SDR)和人民幣。中國這麼做，動機會是追求經濟利益或利益集團勢力影響嗎？ 學者王紅纓(Hongying Wang)的答案是否定的。她表示，中國的立場「無法簡單用經濟利益解釋」。美元若大幅貶值，將損害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中國所持有以美元計價的巨額資產也將縮水。

王紅纓認為，中國的政策可用民族認同來解釋，但證據顯示這種解釋並不正確。中共內部文件(包括胡錦濤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顯示，胡錦濤呼籲降低美元的作用時，並未附帶有關中國地位的民族主義激昂言論，他在G20發表的談話中也沒有這類表述。而且胡錦濤批評美元時，甚至未提及要將人民幣國際化；若是更信仰民族主義的領導人，可能會呼籲將人民幣國際化作為身分象徵。

中國的行動顯示，它長期以來強烈期盼一種國際經濟架構，在此架構中，美元僅是眾多準備貨幣中的一種；因此，中國倡議推廣人民幣也是合理的。北京逐漸將人民幣國際化當作一種工具，不僅藉此加速貨幣多元化，也為中國自身在亞洲的結構性權力奠定基礎。

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開始了這方面的工作。中國領導階層在金融危機後越發質疑美元的準備貨幣地位。當然，許多中國官員數十年來就一直批評國際經濟秩序不公平，要求改革，中國央行主要官員不時也會批評貨幣制度「不合理」，呼籲對先進經濟體採行更嚴格的貨幣監督。從這個意義看來，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讓中國改變較大的不是它的偏好，而是它的自信：中國因此更相信自己能重新形塑所處的國際經濟架構。加拿大學者葛瑞格里．金(Gregory Chin)就指出，金融危機後，「中國領導人將金融與貨幣政策和貨幣外交提升為首要之務」。金融危機爆發那年，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立了中共的貨幣政策路線，迅速得出結論：「國際貨幣多元化會有所推進，但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地位沒有發生根本改變。」換言之，推動貨幣多元化需要多方一致的努力。

胡錦濤主席是推動貨幣多元化的重要象徵性人物與支持者，他很快就「成為中國的全球貨幣思維主要發言人」。與金融危機爆發前十年相比，這是很大的轉變。當年中國在貨幣領域的治國方略基本上是「央行高級技術官僚的專利，財政部官員也掌握較小幅的控制權」。在二○○八年的G20峰會，也就是G20首次協調應對金融危機的會議中，胡主席呼籲各國領導人「改善國際貨幣體系，穩步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中國人民銀行時任行長周小川在二○○九年的一篇文章中，從更操作面的形式闡述了這些觀點，特別主張以SDR替代以美元為基礎的體系。這篇文章題為（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為了發揮影響力，特別選在二○○九年倫敦G20峰會前夕發表，內容引發不少討論。周小川在文中指出，以美元作為準備貨幣「是歷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機再次警示我們，必須創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

雖然周小川措辭隱晦，並未直接提及美元，但在文章發表後不久即召開的二○○九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胡錦濤就直接表明他打算推動降低美元作用的貨幣多元化：「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國際社會普遍認識到，以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內在弊端，是導致世界經濟失衡和國際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因此，「促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合理化」對於改革非常重要。胡錦濤明確表示，削弱美元的中心地位是關鍵目標，但不會迅速達成。他續指，「同時，我們必須看到，美元的主導地位是由美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決定的，在相當長時期內，難以根本改變」。中國的戰略將是長期性的：「我們必須堅持全面性、均衡性、漸進性、實效性的原則，積極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之後數年間，在主要的多邊經濟會議上，包括大多數G20峰會、金磚國家(BRICS)峰會，八大工業國加五大開發中國家(G8+G5)峰會等，胡主席或中國高層官員都持續呼籲國際準備貨幣多元化、提升SDR地位與貨幣改革。包括英國、加拿大和日本在內的許多七大工業國(G7)國家都支持美元維持現有地位，並質疑中國聚焦於美元的「適切性」。但中國仍繼續推動，部分原因如同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李若谷所說，美元的強勢對中國而言相當危險：「美國用這種方法(操縱美元)搞垮了日本的經濟，還希望用這種方法來遏制中國的發展。」他指出，中國必須削弱並避開美國的這種力量，而且「只有去除美元的壟斷地位」，才可能改革國際貨幣體系。

北京為促進國際貨幣多元化，不僅不切實際的呼籲採用SDR，還簽訂許多要求央行準備貨幣自美元分散到其他貨幣的非正式協議，同時謹慎推動使用人民幣，試圖將人民幣國際化─特別是在亞洲各國以及中國的大宗商品供應國。這些行動為中國帶來了一部分經濟利益，也反映了北京想藉著增加人民幣在國際交易中的使用來建立結構性權力。美國學者強納森．柯什納(Jonathan Kirchner)研究有關強權國家推動本國貨幣的作為，他總結自己的相關學術成果時指出，「尋求領導區域(或全球)貨幣秩序的國家，幾乎都是出於政治考量─特別是想獲得對他國更大的影響力」。他表示，法國在一八六○年代試圖建立以法國貨幣為基礎的區域，目的是將德國排除在外；到了二十世紀，納粹德國和帝國主義時期的日本也各自擴展其貨幣的使用以獲取結構性權力；二次大戰後，美國也這麼做。

中國推廣人民幣，和它重塑全球經濟秩序的許多作為一樣，也是在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開始的。傳統觀點認為，一種貨幣在國際體系中能發揮多少作用，取決於發行國的資本項目可兌換性(capital account convertibility)、該貨幣用於跨境貿易與金融交易中計價和結算的情況，以及該貨幣在央行準備中的占比。二○○八年後，中國在這三個領域的努力都有所提升，只是程度各異。在資本項目可兌換性方面，中國採取的動作極為低調(允許其貨幣透過正常的市場機制兌換為其他貨幣)，也試著推動將人民幣納入準備貨幣。

不過說到底，中國最積極努力的是促進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獲得採用，特別是簽署數十項種類不同的互換協議，讓人民幣更便於在海外使用。迄二○一五年，人民幣貿易結算達到一．一兆美元(占中國貿易總量的百分之三十)，二○○○年時這個數字幾乎是零。

這個比例若增加，就能降低中國受到美國結構性權力傷害的風險，因為它以本國貨幣結算貿易的能力將逐漸提升。然而這方面的進展也不宜誇大，單單是中國使用人民幣結算本國貿易，不代表人民幣就會成為國際間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此一事實限制了中國對他國行使結構性權力的能力。SWIFT的數據顯示，人民幣僅占所有國際支付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雖然SWIFT無法反映全球所有交易(尤其是以人民幣計價的交易)，但仍是頗具參考價值的評估。即使人民幣目前未能獲得全球性的地位，它仍可能取得區域性的地位。至二○一五年，人民幣在中國與亞洲國家之間的所有交易占百分之三十，成為與中國進行區域性貿易的主要貨幣─超越美元、日圓與歐元。未來十年這個占比若持續升高，中國就可望在亞洲形成人民幣區，屆時就能對鄰國行使結構性權力。柯什納就認為，人民幣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就在全球超越美元，但由於中國位居亞洲經濟和供應鏈的中心地位，人民幣仍很可能成為亞洲的主要貨幣。他進一步主張，中國可能採取不同的路徑來達成人民幣在區域內國際化的目標，包括為人民幣建立基礎設施、促進交易中使用人民幣，並鼓勵各國央行將人民幣納入準備貨幣─在這種種作為的同時，中國仍保留部分資本管制和監管。中國與他國簽訂互換協議有助於推進這個目標；推行可供外國央行購買的人民幣計價債券也有助於實現這個目標，後者能創造出外資可能投資、更深且更具流動性的人民幣資產池─這是當初美元取得主導地位的關鍵原因之一。

如果亞洲大部分地區在未來十年或更長時間內成為實際上的人民幣區，那麼美國行使金融權力的某些工具，可能也會被中國用來對付鄰國。屆時，這些鄰國都必須使用人民幣系統、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和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CNAPS)等支付基礎設施以及中國銀行─全部都是中國可以控制的。中國在亞洲(即使不是全球)施展金融治國方略與制裁的時代，或許已不再遙遠，而且還能為亞洲的中國勢力圈奠定根基。如此一來，中國在亞洲的金融區將與美國在全球的金融秩序重疊。